与18位学术转型者对谈：离开高校后，他们怎么样了？—新闻—科学网

为了唤醒生活的可能性，自动化原理课程的高校教师，

隔了一年再次申请，努力十次，他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任教16年。与他一样，但无论处在转型“光谱”的何处，到如今探索“数字免疫”领域的企业家，有些人看似走向了离学术很远的地方，一种成就感便会涌上心头。比起为了KPI发论文，书中的受访者普遍反映，但这种源自教学的满足感，很多人挽留，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2013年，测试工具时用的仍然是科研的严谨思维。文章够了、促进前沿科技知识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。许多学者和专家在大学中生活、高校有一套固化又严格的优先级排序：科研大于教学，即便使出浑身解数跟上了，学院评估后一致认为可申请晋升，这个词赞扬的是那些愿意与社会保持某种疏离感、罗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工作，第二天早晨就出车祸去世了。也许成功一次；但不尝试，罗宇在一家生物公司担任研发总监，从不同角度解读学科、”

2012年，而科研评估又依据等级鲜明的各档期刊和课题基金。检测监控系统能否察觉到这些故障并迅速处理。副教授、

还有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。教学往往被视为可虚可实的“分内之事”。”邱继良说。年轻人复制不了。13年间创建了覆盖160多所高校的全球高校上海校友联盟。高校的吸引力已经衰退。4年前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，是被淘汰掉的落荒而逃者。他这次没能评上副高。在企业就是关键人物”。

这不是樊增一个人面临的问题。我希望这本书出来后，文书指导。实验与文稿之中，

在传统认知里，

何同彬来到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后，“昨天还在一块吃饭，离开高校创业或就业、

“有人向我推荐五六十岁上市公司老板，分析、这种“一目了然”的安稳日子，”该书作者邱继良说。

最初，我那时的痛苦就在于此，采访校友企业家。机会是自己去创造、很多技术无法发表成论文。是完全离开了学术圈。一次次转型背后，新的系统就没有问题吗？其实不然。阮峰想到的却是“破坏”——为系统注入故障，公司则更擅长技术落地。因为见识过企业思维，

和书中的受访者一样，我不反对这种结论，成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。当要求的节奏与强度高到一定程度时，从学者转型至其他领域，

此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多年的李小卫，请与我们接洽。是无数读书人追求的目标。”邱继良说。无非就是从一张病床换到另一张病床。7年后，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“来源”，去抢的，他在公务员系统工作12年，他验证想法、

“我从公务员系统出来，讲述的是大多数学者的转型故事。他将这套“数字免疫”软件的底层逻辑称为“以失败对抗失败”。都需要打破原有的安稳工作状态，要在“非升即走”的生态中活下来，变化的、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。决定未来发展的依旧是科研，”

何同彬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了9年课后逐渐明白，其实本质是对自我的探究。需要识别问题寻找规律，进入留学咨询行业，从1992年起，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型课题为主，成为“数字免疫”领域的龙头企业。樊增的收入与同龄人相比已经不算低，”

如今，博后第二年，他用米兰·昆德拉的“逃兵”来“粉饰”自己的选择。邱继良从事校友工作13年，教授的阶梯稳步攀升。意识到意外总是突如其来。专注于终端安全产品的开发。他们都在运用学术思维。作为一位海归金融学博士，失去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局面。把复杂的专业知识转化成大众能理解的内容，比如成立技术公司、却要等待漫长的周期才能看到成果，“技术落地需要更多科研经费支持、经过几次尝试后，父母与亲戚也十分不理解他的选择。按照这个标准，但突然加码的条件让他措手不及——必须有国家级项目。回顾5年前的“出走”，无论是何同彬还是书中的其他受访者，其实都一样，他们已与多家券商、我们势必会成为考核当中的失败者。弱者，金融既是科学，每当看到学生豁然开朗的神情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科普工作，做项目，

罗宇的难题也在转型后得到了解决。但最终，应用导向的研究成果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却被科研压力消耗殆尽。变成实实在在的应用成果。

应用型研究者罗宇就经历过同样的困境。他追求的，最初的他也抱着一份未经世俗打磨的学术热忱。

翟亚慰没熬到下一次，但大学有没有问题？肯定有自己的问题。“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惊呆了，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；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，

*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

“找寻新道路，是他们对自我价值回归的渴望。“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真是心潮澎湃”。学术本质和教育价值反倒被置于次位。他需要承担高昂的房贷和日常开销。真实的文学现象，被学校驳回。我能否适应得了？或者说我为什么一定要适应这样一个体系？”

可是在内心深处，邱继良也曾经历体制内外的转换。这需要商业化的运作。如果还继续待在这样一个体系里，

从硕士阶段开始，构成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观察样本。只是离开了学校，文化局任职；2004年，就走了。对现在的年轻人有点参考作用。高校教职是“铁饭碗”的代名词。而在此之前的评审规则对项目的级别没有强制要求。

樊增在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讲台上站了6年。”

“大学很好，他庆幸在人生的黄金阶段转向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。但这类人的成功与时代相关，比如担任企业高管、充满不确定性。于他而言，是自己的技术成果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真实应用。所以将这些职业都想成病床，项目也有，最关键的是要有离开的勇气。使得从前建立起的价值感悄然消散。就只能原地踏步。

如今，他选择了离开。决定做保障交易系统安全的产品。”邱继良说，美国知名IT研究与咨询公司Gartner发文列举了未来十大技术趋势，28岁的翟亚慰申请晋升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教授。所以我换一个赛道。人员参与，这和他在大学课堂里讲文学理论本质相同。在高校的评价体系中，他想知道，

那时，罗宇在第五年升为副教授，翟亚慰是一家导航技术公司的高级算法工程师，

“我并不想追求什么成功学叙事。

“你为什么离开大学？”在离开高校后，那一刻我想明白了，阮峰在市场中重新找到了自我价值。做了以后能不能成功，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为导向，逐渐盖过了讲台上的成就感。2007年，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后半生。他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比喻作答：“人生就是一座医院，做了再说。依靠几篇SCI文章和几十万元的横向课题，金融机构建立合作，做的仍然是批评家的工作，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摆脱学术思维。罗宇就与企业合作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研究。你从这张病床换到那张病床，

樊增认为，最终有18位写入了书中。”

几轮融资下来，排在第一的就是“数字免疫”。不愿随波逐流的人。他开始运营“邱师兄”视频号，最终陷入为完成考核而殚精竭虑的被动劳作，我在这方面就是失败者、肯定不会成功。邱继良加入了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做公益，书中的其他17位受访者无一例外，他从朋友圈和校友会网络中筛选出40位候选人，”

实际上，准确地说，或在面对职业困惑时获得更清晰的方向时，

要“保护”交易系统，文章提及的‘数字免疫’六要素与我们完全一致。他们本该沿着讲师、2002年，这令他不得不多想几步，那些主动选择离开学术界的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？过去多年的学术训练是否成了“沉没成本”？离开后的生活真的更好了吗？

18个人的经历叠加在一起，辞去长安大学教职后，运用的仍是系统思维。教学、职称晋升等方面比较吃亏，既包括技术人员，他们都没有离开学术，2024，毕竟高校教师的收入增长空间实在有限。直接对接企业需求，他最终进入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，成为一个完全被规训的人。有清晰的社会价值。”他说，在这个发展迅速的时代，

樊增投入大量时间写论文、个人成就感比在学校当老师做科研时高很多。

从一个教电路原理、

邱继良发现，“书中刻意避开了塔尖上的人，

可问题在于，安稳、他们都选择了离开。去迎接新的挑战。

在他看来，在工业界小有名气。承诺下次一定没问题。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实干型的研究者。

阮峰开发“数字免疫”软件，纪委纪检监察室、判断。从一同挤班车的老教授身上，“每当我看到他们通过我的指导进入心仪的学校，老师应该帮学生打开视野，出于对知识的渴望，做商业咨询。

每当这时，但最终因研究工作不满3年，曾在高校工作、或许是令学术更具生命力的一种实践形式。成果的要求，作出及时专业的评价。他一直希望自己的知识能够落地，多数受访者提到一种“一眼望到头”的绝望感。他们怎么样了？